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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同根生,谁让彼此不相容  

2010-01-12 14:52:4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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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and “people” have the same root, Who let them incompatible

■ 陈宁远

 

 

11月看到《新经济》MOOK发给作者的讨论题“市场经济排斥一元化思维”,深感到其编辑的敏锐,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大、具有历史意义的话题,它要求我们不能把市场经济简单化、绝对化——尤其不能把参与市场经济各种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搞成非此即彼的一元化结构;这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市场经济成立的最基本原则和所要达到的目的。

共赢

虽然我们不能把市场经济简单和绝对化,但市场经济天然的原则和目的,其实也并不复杂,可以用一个词语来概括,就是“共赢”。

这个原则和目的,天然排斥非此即彼一元化的思维,它要求在市场经济运行的各主体政府、企业和国民,共处在同一个平面上;而不是强调市场经济的运行,形成所谓商场如战场的格局,即使实际工作中有这样的情绪和心理压力,也不是要在这些主体之间分出非此即彼的战争胜负。否则,我们将极大误解市场经济各主体之间的竞争,人为地造成利益的市场分配的紧张和对立。

严格地说,市场经济的平面上,发生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所有利益往来,其交换产生的结果,是不能形成某一方利益的单独倾斜。换言之,国家的利益,企业的权益和国民个人的财富,不应该因为其性质的不同,规模有大小,就有特殊的优先权。这一点在今天需要得到充分认识,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就没有“共赢”的原则,也不可能达到“共赢”的目的。

为此,我们必须重申这个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原则和目的。

回到共赢的基本原则

尤其2008年以来为应对经济危机,中国市场经济发生了许多曲折复杂的变化,国民财富增加和民营企业的壮大,面临着完全不同于30年改革开放任何一个阶段的挑战。这个挑战的起因很复杂,但归结为经济现象,却好像很简单。尤其从2009年的重大事件看来,几乎可以用“国进民退”来总结,虽然这不是唯一的,也没有完全改变事实上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格局中的绝对数量。

但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在市场上对民营企业形成了除了商业竞争,还有行政权力、道德高度和利益分配优先的优势,却十分明显。这从今年发生一系列财经事件都能看到。比如东北的通钢事件,山东日照事件,山西的煤老板事件。

而在“国进民退”的举国焦灼中,并没有消除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心。这从上海闵行楼倒塌中暴露的政府官员参与国企改制的事件,几乎和余秋雨含泪一样可笑,余秋雨侵吞国有资产事件中,都能够看到“民进国退”的忧虑,其实并不小于“国进民退”的担心。

我们不仅要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国与民之间在市场上的商业行为,被一元化地看成不是你退,就是我退;不是我进,就是你进这样的胜负关系。为什么就不能达成不同主体在市场的经济行为,是共赢的交易行为?

简言之,商场变成了战场的时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30年,我们到底还缺什么,从而有这样的对立和紧张?需要我们回到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原则进行分析。

共赢是市场经济的常识

中国的市场经济,在经历了3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初步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无疑是正确的、符合现实的结论。

但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前置性的定语,不应该是性质的界定,而是一个国家区域和历史阶段的设置。这可以看成是用政治和文化的意味来规范、修正和描述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但这并不能改变市场经济赖以成立的基本的条件,比如市场经济意味着不分主体的财务权益,不分国有、民营的资产性质,都有在市场中资源配置的自由和交易权利的平等。

应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制度建设的着重点就应该保障这样的自由和这样的平等。没有这样的自由和平等,所谓的市场经济就不存在,即使加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定语,也毫无意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虽然这样的常识从原则角度早就得到了共识,但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并未得到足够的尊重。

所谓资源配置的自由和交易权利的平等,用实际发生的商业语言来说,可以说成一句大白话,叫你情我愿、相互需要做买卖。其最朴素的发生,在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一章“分工”里,有很清晰的描述。

众所周知,没有分工就没有现代经济,而分工固然是人类经济发展造成的,但若不是建立在“你情我愿、相互需要做买卖”能够得到保障,分工也不会产生。

现代经济运行已经高度复杂化,分工越来越细,而保证不同职业分工之间,能够在市场上产生合理交易,从而相互满足需要,是市场经济最终目的。按照亚当斯密的描述就是:“……没有成千上万人的支持和通力合作,文明国家里一个最普通的人的生活都不会得到保证,即使那些在我们看来简单而朴实的食宿,也都会得不到供应。”

而这个最基本的原则和目的,在中国的现实中之所以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缺乏足够清晰的产权制度。而产权不清晰,资源自由配置就无法操作;产权不清晰,交易平等就是空话。这其实在生活中是个常识,到处都可以找到确定无疑的答案。

比方说,一人要买东西,他看不清楚自己要买的是什么,他就不会掏钱,除非你强迫;一个人要卖东西,他卖的不是自己的东西,也没有人会买,除非他强迫。再比如说,你的东西你不愿意卖,没有人可以硬买;他的东西,你不想买,他也不能硬卖给你。其实这几千年形成的常识,是市场经济的赖以产生、发展和壮大的基石,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

改革到了现在,我们需要重温这些常识,并且尊重这些常识。前文所述,对不同性质产权交易,敌进我退似的焦灼中,恰恰是我们这些现代、据说是生活在市场经济中的中国人,不具备这样的常识意识。而且根本忽视了这样的常识,在生活中从来没有消失过,一直大量发生着。

历史要求从产权制度着手建立“共赢”

当然这种尊重常识的缺失,是有历史原因的。它意味着改革开放30年来,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意识形态主宰虽然消失了,但意识形态幻灭后,却留下一份骨鲠在喉的遗产:产权性质(我说是谁的,可谓这种态度的写照)高于产权清晰(大家都明白是谁的,这才清楚)的一元化思维,始终没有淡化。

在这样的思维中,我们市场上所有的产权,其性质如何是大于产权清晰的。在这样的视野中,产权按照产权所有者的主体,就分成了三六九等。上等的国有产权,冠冕堂皇的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为理由,拒绝任何产权实际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应有的权益平等和交易自由。

如此这般可以说,意识形态里“姓社姓资”的观念是消失了,但却化名为“姓国”还是“姓民”,重新降临人间。这个问题是严重的,几乎让我们在所有市场经济的活动中,对已经明确为“姓国”和“姓民”的两类资产怎么平等交易,几近束手无策(进退两难正是问题所在)。

这是个巨大障碍,障碍之难以克服,仿佛一道紧箍咒,使得我们在凡是涉及到两者交易的时候,整个民族都显得异常脆弱。名之为“国进民退”时,看到了对民企的不公平和歧视,但却无可奈何;说交易有黑洞时,就认为凡是“民进国退”,都有“姓国”资产大量流失。

这样的脆弱使得在中国,“谁的资产”只能是“某个谁”的资产,才能获得合法权益。但如此以来“谁的资产”都无法受到足够的尊重和完全平等的保护,因此国有会有黑洞,民营会有天花板实属必然。而市场经济的原则和目的,所谓的共赢,就只能剩下“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争。

这是目前我们市场经济活动中最难啃的骨头。克服这个难题,需要付出的努力堪比早年改革开放,初具民有雏形的个体户的破冰;而可能涉及到范围,考虑到中国经济30年的发展,涉及到的经济总量、社会就业和国家税收等问题,远远超过上世纪对国营、集体企业的改革。

这个难啃的骨头不克服,产权性质高于一切的一元化思维不摆脱,现实中不同性质的产权,就无法平等对待,更无自由交易。它产生的危害,将通过一个个“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的事件,否定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在不想达到、也无法达到共赢的目的中,最终否定30年来改革开放。

为此,重申“共赢”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目的的当务之急,是要在中国建立足够清晰的产权确认和保护的制度框架。古人云:有恒产者有恒心。改革30年来,托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福,中国国家和国民都有大量的财富在手,要让国家和谐,国民生活在有恒心的和平状态之中,界定并保护“谁的资产”是“谁的恒产”,已无法回避,这是历史的要求。否则,市场经济建设中,国家企业和个人,不同的主体能够达到共赢,就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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