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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性浪费:更可怕的危机   

2009-07-20 14:15:16|  分类: 经济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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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人在网上论坛抛出一个雷人的观点,说中国的体制性浪费远比经济危机更可怕。此言一出,立即引发了网坛一片震动。有人认为这是在向已经改革或改良了30年的现行体制扔出的一枚“催泪弹”,有人认为这是继《世界经济导报》烟销云散后思想理论界的又“一股浪头”,有人认为这个观点并不偏激,中国体制改革试水的时候已经到了。
    体制性浪费,并非思想理论界的新说,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第一次思想解放大讨论中,不少专家学者就曾直言“大锅饭”、“铁饭碗”的传统体制的落后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八十年代中后期,思想理论界再言体制弊端,列举出“官商体制”、“官本位”体制与市场经济的悖论;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了WTO,现行的政府框架及行政体制在与国际经贸社会的接轨过程中曝露了种种问题,也有专家学者从政治与经济相互关系的角度去探讨体制革新的必要性;等等。胡星斗从资源浪费的角度提出了体制性的危机,尽管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学者的初衷还是良好的。为此,我们就“体制性浪费是比经济危机更可怕的危机”这一问题对胡星斗做了专题对话。
    《新经济》:记得一位德国学者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贫穷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浪费国家”。此言自然有以偏概全的成分。但一些现象也让我们不得不对浪费问题予以关注。譬如春节,到处可见讲排场、讲面子、比阔、浪费的局面,餐桌上整盘整盘的菜被倒掉。难怪中国餐饮已经连续15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
    胡星斗:当然,这只是“小小的浪费”,国家财政支出结构畸形才是“最大的浪费”。据报道:2004年,中国大陆公车支出4085亿元,公款吃喝3000亿,还有公费出国3000亿元,以上“三公”消费占中国财政支出的1/3以上。另据最新数据,2006年,中国大陆仅公款吃喝就高达6000亿元。这些数据都是引证官方正式报刊的。另一则消息证实,中纪委、国务院研究室、监察部的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党政国家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读书,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已高达20000亿元,超过国家财政收入的50%。
    《新经济》:广东陆丰市某豪华公宴一桌吃掉15万元,还赠送礼品,开餐费发票,包括10万元一块的劳力士手表。广东清新县教育局以昂贵的“人头马”招待扶贫志愿者。广州市政府办公厅177人拥有172辆公车,几乎是人均一辆。市科技局仅日常支出高达1.58亿元,工商局拟购的台式电脑,每台预算2.5万元。这些材料的披露确实让人惊出一身冷汗,这种情况,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是根本不能出现的。用车用电脑,在现代信息社会,老百姓是不会有意见的,问题是必须有个度。
胡星斗:据我所知,现在基层的公车基本都是索纳塔、捷达、飞度,甚至丰田霸道,车费可以随意报销。老百姓即使再有钱,都说:我的车哪比得上公车?公车是用公家的钱办自己的事。公车私用基本全面失控。为此,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曾多次在“两会”上建言献策,要从治本上解决公车浪费问题。
除了“三公”消费,其实还有公款建房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可谓“四公”消费正如火如荼。沈阳客运集团前总经理夏任凡动用公款2000万建私人庄园;国家级贫困县准格尔旗政府为旗领导建9幢别墅;河南信阳“农开扶贫办”为领导建豪华别墅……  
    《新经济》:你的另一篇文章,提到,甚至四公“大浪费”也不算什么,中国还有更大的“特大浪费”——大量的政绩工程、停建缓建工程、烂尾工程、错误决策工程、浪费工程。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七五~九五”期间政府投资的失误率为30%。另外,大量的国债用在了没有回报的形象工程上。这种形象工程并非是出于投资本意,而是由于政绩需求而造成的决策失误。
    胡星斗:我看过一个报道,说重庆黄金镇的“天安门”投资500万元,而该镇的财政收入仅为400多万元;而一则来自山西某国家级贫困县的消息竟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该贫困县的检察院办公楼造价竟高达2000万元。还有河南郑州惠济区耗资6亿元建成“世界第一区政府”,而该区一年的财政收入仅2亿元;浙江安吉县透支十年财力,建成30万平米的政府大楼,县城中心的广场投资1.2亿元,面积相当于天安们广场的3/5。这些负面的消息让人揪心。毕竟纳税人的钱是有数的,毕竟国家的钱是有限的。当然,这些典型有的已经被查处。但投入的真金白银损失是挽回不了的。
    《新经济》:看了这些情况,真的让人坐立不安。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西部一些地区还有不少平民百姓的温饱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谁能知道,一块钱对于贫困地区的孩子可是一顿午饭钱呐。据《法制晚报》2006年10月18日报道: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仅为30年,建了拆,拆了又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建筑浪费国家。而发达国家的建筑平均寿命为130年。据《南风窗》2004年8月16日报道:2003年经过对526个使用国债资金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审计发现,在已经建成的320个项目中,有32个没有运营,18个试运营,开开停停,69个没有达到设计生产能力,34个存在严重问题,各项问题率达到50%。 
   胡星斗: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约束性机制不健全。中国大多数的国有工程项目开工前都没有像样的“可行性报告”,作为行政下级的设计院、研究院也不可能得出“不可行”的报告,一些地方甚至对不同意见的专家进行排斥打击。于是,一个个的国有投资黑洞数不胜数:广州乙烯工程投资80亿,无法形成规模;中州铝厂投资19.8亿,负债35.2亿;中原制药厂投资13.26亿,负债30.6亿;珠海机场投资95.6亿,可没有多少乘客;湖北荆襄化工投资40亿,无人收场;二滩电站过木机道工程耗资12.6亿元,被废弃;川东天然气氯碱工程损失13亿元;黑龙江政府投资5.6亿元的牡丹江煤气工程因盲目建设、管理混乱而停产;黑龙江子午胎项目投资十几亿,建成后每年亏损3亿元;沈阳投资20多亿的浑南市场报废;投资5亿元建成的辽宁轮胎厂载重子午胎项目一运行就陷入了困境;吉林化工花几十亿元建成的阿尔法—高碳醇项目,产品没有销路,4万职工下岗;投资30亿的吉林1号工程“大液晶”项目刚建完即陷入困境。这些,由谁来约束?约束机制是否有?有了约束机制是否形同虚设?
    《新经济》:能否将上述浪费现象概括叫做“国有性浪费”或“体制性浪费”。
    胡星斗:也可以这么概括。国有浪费与贪污几乎成了无底洞。代表国民经营国有资产的不良法人为何拿国有资产开玩笑,视国有资产为已有资产,这里有法人代表个人素质不高的原因,也有国有或体制相对残缺的问题。其实,有的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远远超出浪费这一简单的范围。据《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部分外逃的国企贪官如下:萧洪彬,上海大东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涉案7.6亿美元;广东国际投资公司香港分公司副总经理,涉案13亿港币;高山,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长,涉案8.39亿元;徐晓轩,福建八闽通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经理,涉案4.6亿元;于志安,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涉案1亿元;丁岚,中国银行北京劲松分理处主任,涉案1.95亿元;蒋基芳,河南烟草公司经理、党组书记,涉案2亿元;余振东,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涉案4.83亿美元;钱宏,上海康泰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涉案5亿元;黄清洲,陈满雄,广东省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经理,涉案4.2亿元;钟武剑,海南省橡胶中心批发市场总裁,涉案5亿元;刘佐卿,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涉案1亿元,还有许多许多。
    《新经济》:国有造成的浪费与贪污,触目惊心!有人说:以上浪费及贪污不是国有制度造成的,根源是管理不善、监督不力。但稍微懂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国有企业的产权模糊、政企不分、激励和约束机制不足、治理结构不科学、企业家精神缺乏、短期行为严重、企业中的官僚体制、人性的弱点等等都是无法改变的。所以,贺卫方教授说:这样的企业要走向发达,实在是天理不容。纵观世界,那些百年老店无一例外都是私人企业,当然这不是偶然的。
   胡星斗:为了遏制国有浪费,我们有必要修改刑法渎职罪,使之适用于国有企业负责人,并且设立浪费公款罪,出台渎职罪和浪费公款罪的实施细则。遏制浪费,还要完善制度,一靠人民群众的检举揭发、媒体的监督,二靠问责制度。国家应当立法保护举报人、鼓励老百姓举报浪费公款的行为;应当建立公民财政诉讼制度或者叫纳税人公益诉讼制度,鼓励任何公民只要有证据,就可起诉浪费公款及腐败行为。

    (就在本文截稿的同时,我们欣闻到6月2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全国纪检督察机关设立的12388举报电话正式开通。据报道,开通之日便被打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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