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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谁在垂涎这块肥肉?  

2009-07-01 11:04:59|  分类: 独家视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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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土地承包责任制30年成功实践后,再次做出令世人瞩目的重大决定:实行农村土地流转改革。
  然而,改革推出不到一个月,垂涎于这块肥肉的各路高手便粉墨登场,以土地流转为名大量侵占农田的丑陋事件频频亮相。

别让权力与资本合谋绑架农民意愿
    江苏省淮安市基层政府以建设生态商务旅游为名强占农民土地5000多亩。
  只拿到一纸公路批文的商业开发公司,因为有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强占5000亩土地、恣意改变农地的农业用途便变得畅通无阻,在“不得改变农地的农业用途,不得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的政策下,1100户农民无奈拆迁,本应长出麦子的土地却只能长出钢筋水泥。
    “土地流转”一词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后被各路媒体高频使用,事实上,它更是由实践呼唤而出的制度。
  2001年,广东省农地流转面积达到255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7.93%。这反映出土地作为生产要素要求进行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的需求。
  尽管是实践呼唤而出的制度,但在实践探索中也会出现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基层组织截留、挪用土地流转收益;随意变更甚至撤销农户的承包合同,集中土地搞对外招商,强迫承包农户集中流转;借农村土地流转,绕过国家有关法规,大量占用耕地,改变农村土地农业用途(具体方式包括:未批先用、少批多占、以租代征、强行征地、补偿偏低、拖欠补偿等)。只要少数人的内在利益机制不变,各级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机制不变,淮安的事件很难避免。
  最近30年,土地已成为地方政府创收的重要来源,因为中国并不存在土地市场化定价,所以地方政府在土地流转中享有过多的裁量权,致使在土地流转中存在变相的政府定价行为。地方政府低价从农村征用土地,农民最高也只能获得相当于征用前农地年产值30倍的补偿,之后再高价将使用权出让给企业,从中获取巨额土地极差收益,并以此撬动了城市的发展。
  土地流转政策的执行离不开各级地方政府,然而落实这项政策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GDP指标和经营城市的绩效冲动很可能形成博弈。

嗅到“流转”香味,资本首先垂涎而来
    资本可能会以这样的方式用土地来谋取暴利:第一步,手握资本的人先向银行借款;第二步,用银行的钱从农民手中购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步,他们再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做抵押,向银行借到更多的钱,然后再拿去兼并更多的土地……本用来耕作的土地,却变成一种赌博的工具,灾难将不可避免。
  资本也可能用这样的方式骗取农民的土地经营权:第一步,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一个农业公司,之后可能部分农民进城务工,部分农民成为公司的职工;第二步,农业公司以扩大经营为名,以公司的股份做抵押,向银行贷款;第三步,公司经营不善,银行就可以拍卖股份还贷款,此刻资本与权力合谋就可以低价购得本属于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四步,农民还是可以继续做公司的职工,但农民土地的股份却已经被转移了。
  这让我们想起了这样一个故事:美国在早期圈占印第安人的土地时,有一些州法律这样规定,如果土地不容易耕作,是沼泽地或者水面,那么这片土地就可以廉价卖给买地的人。于是买地的资本家就会首先在一块土地上放水,然后找艘船,用人工的方法将船从一处推到另一处,这样船走过的这片“水面”,资本家就可以廉价获得巨额利润。
  只要有利可图,资本总是会游走在法律和政策的边缘,不断创新欺骗的手段。
  曾经红极一时的蓝田股份,在落户湖北洪湖之后,仅用3年就缔造了一个拥有30多万亩洪湖水面、270多万亩耕地、20000多名职工,包括蓝田工业区、蓝田农业产业基地、饮料厂等20多个项目的帝国。蓝田股份以 “农户+公司”的经营模式成为湖北农业产业化的一面旗帜。然而当蓝田庞大的产业链断裂后,已把土地、鱼塘和房屋交付给蓝田的7000多名农民则直接坠入无班可上、无田可种的深渊。
  然而,比这更可怕的却是国际资本的介入。当跨国资本控制了大部分的土地之后,也就控制了大部分的粮食生产,进而再控制中国的食品加工产业链,由此,手中操控着国际粮食期货的跨国资本就获得了中国农产品的定价权和粮食生产的选择权。这样,跨国资本就用我们脚下的土地扼住了我们的咽喉。这是资本的实力,更是资本的侵略。

莫让农民成为无地的漂泊者
    人的自由流转是一切自由流转的基础。目前中国城市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就业人员中,农民所占的比例分别为80%和50%,然而他们却不能享有和城市居民相同的养老、子女教育、失业保障和医疗保险待遇,户籍制度更使其不能真正地流入城市。十七届三中全会虽然强调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但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要建立起一个8亿农民的现代社保体系,就算经济总量9倍于我们的美国恐怕也很难。
  城乡二元体制令农民无法真正扎根城市,紧缺的自然资源和就业岗位又使得城市对农民的吸纳能力有限,如果进城的农民回流于农村,他们又没有土地可依附,则很容易成为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漂泊者,进而滋生社会问题。

农民的无奈短视
    曾有人提出,农民比想象中更具理性,绝不会将手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轻易流转,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做太多的担心。但是,我们在承认农民具有理性的同时,更关注到有那么一部分被迫短视的农民。
  2006年,中国有3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不过1700元,这其中有一半农民月收入不足100元,同时这些家庭市场化率却已经很高。这样的农民家庭既要充分面临外部经济风浪的考验,同时却又无力承受任何小灾难。一旦家中有人生病,或者面临子女求学,他们除了流转土地经营权,别无选择。
  此外,土地流转还会产生一些其它方面的问题:
  如除了大中城市的市郊和沿海发达地区的土地具有较高价值以外,其它处于偏远地区、山区的大部分土地价值非常有限,因此各地农民对于土地流转政策的受益程度是不同的,城市郊区的农民对土地的价格预期一般会比郊外的农民高出10倍以上。如何消除这些新的不公平,这也是个问题。
  一个国家的富裕和繁荣,并不仅仅意味着城市的富裕和繁荣。此次土地改革,我们可以看出决策者在城市化发展和保护农民权益中试图寻求的平衡。土地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没有多方面的配套措施,我们没有理由对预期过度乐观。

作者:石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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