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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国进民退”的五大后果  

2009-11-25 13:20:3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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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Zhiwu: Five consequenc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DVANCE aS THE Private SECTORS RETREAT”

 

 

●这次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总体上带来的冲击不是很大,但是在结构上打击非常大,最大的打击是给很多人提供了一个得出错误结论的机会,即以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体系,加上严格的政府管制,反而有利于中国规避金融风险的冲击。我担心这个结论可能会使中国的法治和市场化改革产生倒退。只要这种国进民退的趋势被继续强化,让国有经济的比重继续增高,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减少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的愿望就很难实现,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国进民退的第一个后果。

●第二个后果是,中国的就业增长必然会走下坡路。道理很简单,过去10年里,尽管每年投入国有企业的资金平均是投入民营经济资金的3.5倍左右,但在就业方面,国有经济平均每年损失掉100万个就业机会,是负贡献,而民营经济过去10年里每年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都在400万~600万之间。

●第三个后果,对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就业机会减少使得接下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供过于求的局面会继续恶化,由此对劳动力价格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因为这7万亿的投资去向,至少未来一两年内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工资下降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第四个负面后果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非常不利。越来越强化的国进民退,使掌握在国家手里的财富越来越多,政府会把这些钱花在基础设施和大的工业项目上面,尤其是高污染的重工业。如果把更多的收入和财富留给民间,让老百姓去花,他们会把这些钱花在跟民生和消费品有关的轻工业上。

●第五个后果就是使得中国的民主法制进程停滞不前。根据我对不同国家的时政研究,结论很明显,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法制水平就越低。国有企业是政府的大儿子,有人违约的时候,从法院到全国人大再到政府的行政官员,他们会更偏袒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答案不言自明。这种法律面前、行政权力面前不平等的事实维系的时间越长,对于整个社会法制精神的侵蚀程度就会越恶劣。

●我并不觉得美国过去一个半多世纪里每隔10年左右就发生一次金融危机,代表的是美国金融、经济的失败。每次金融危机都逼得美国社会做一些调整,每次调整以后的10年里美国的金融资产又翻一番。这次也一样,我看不出来这次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不灵了。

●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如果在金融方面的创新不显著,那么其他行业也不可能实现创新。中国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实际上这个代价在用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在国际分工中我们只能做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这跟金融发展落后、金融创新没办法放开手脚的关系很大。

●金融产品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原本在不同年龄、不同时期的收入跨时间跨空间进行重新配置,让我们不至于年轻时最想花钱、最能花钱的时候恰恰最没钱,而老了以后有钱又没有了花钱的动力。我们要分析,强化对金融行业监管的结果可能会使哪些社会群体付出更大的利益牺牲。如果卡死针对消费者的金融服务产品,那么为此付出代价的绝对是那些中低收入家庭和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本来不想和跳大神的人去争辩什么是金融,但从去年9月份开始越来越恶化的金融危机给《货币战争》帮了很多忙,今年我回国后发现它影响是这么大,很多领导要求下属人手一册一定要看。中国面对这样的一个历史机遇的时刻,我想需要正本清源,重点讨论一下西方金融的发展是怎么回事了。

事实上,《货币战争》与《金融的逻辑》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一周年之际在中国读者群中的PK,代表着两种观点意识在中国政界、民间与学界的交锋。前者的拥趸从金融危机中看到的是该书预言应验,而后者的要义正是要撇清类似于前者这样的思想“毒害”。争论的结果关系着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否要继续像美国学习,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支持民营金融和民营经济,以及由过去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模式转向借贷消费主导的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等一系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不认识金融,就难以认清资本的奥秘,当然也就不能深入理解美国经济的本质以及正在中国发生的经济与社会变革。中国应从当下金融危机中汲取的教训是:千万不要因为美国的金融创新带来的问题,就认为不放开金融创新的做法是对的。中国必须学会游泳,即使要交学费,也应该去学。

●在《金融的逻辑》中,我试图用通俗易懂的问答方式解释一系列追问:为什么中国的钱这么多?为什么说西方的兴起主要靠制度而不是掠夺?为什么政府有钱不如民间富有?为什么发展金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制度的优劣决定一个国家“钱”的多寡,之所以美国更有钱,关键在于美国有着让人们能放心进行证券、票据交易的制度架构和金融中介体系,能把未来的收入或财富证券化变现;政府太富有,会挑战民间的空间,挑战民主宪政与法治,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不需要借钱花的政府反倒容易腐败专制,毫无顾忌地侵犯民间权利,就像富家子弟更容易横行霸道、不思奋发一样;中国的市场化出来的钱的确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总体还很低,投资和理财的选择空间很小,在政府高度管制金融和国有金融垄断的情况下,各种资产价格必然会扭曲和出现畸形资产泡沫。

●这些年我心中总有一个纸老虎,就是我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的过程中被灌输的一个观念:一个国家的国库里没有钱,说明这个国家快要倒了。而我们要知道,400年前负债累累的国家今天都是发达国家,而当年国库里边存了很多钱的今天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针对一个纸老虎来写文章,你的文章读起来就会让人感觉生命力非常强。中国恰恰需要加快金融创新来扩大内需。

●如果在6个月以前,可能没有人能做到理性看待美国经济,现在美国的经济已经开始复苏,正常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应该发挥的作用已经恢复到相当的水平。坦率地讲,正如过去两年我在很多的文章和采访中强调的,首先是美国的经济并没有进入水深火热;第二,我并不觉得美国过去一个半多世纪里每隔10年左右就发生一次金融危机,代表的是美国金融、经济的失败。今年4月份,彭博信息(Bloomberg)公司的总裁到耶鲁大学来作报告,他说从去年7月到今年4月初,彭博新卖掉的财经信息终端产品销售大增。为什么?一般都以为,彭博终端提供的是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信息服务,在金融业整体受挫的时候它的销售肯定会受打击。其实那么多人离开华尔街、离开对冲基金公司之后,不是从此就消失了,而是重新办起了自己的基金管理公司或股权投资公司,使彭博的销售不降反升。

●实际上历次危机过后调整最大最快的是市场的参与者,而不是政府。从去年开始,特别是雷曼兄弟破产以后,美国金融业界已经有了非常快的自我修复,比如对冲基金行业在尽职调查方面有很多突破,过去6个月里很多投资者找基金管理者签一些协议,使他们每天都可以打开基金的账簿,到托管银行里随时查看基金的投资组合,这在几个月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说明市场的反应远远比监管机构、比国会立法要快得多、广泛得多。我们必须相信,人们在管理自己钱的时候,肯定要比官来管理我们的钱更靠得住、更负责任。

●我觉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是必要的,但这一次金融危机导致的监管制度架构方面的调整,不会有太多实际作用,主要的原因是监管从本质上是反应性的,但创新顾名思义是以前没有的,所以从本质上,创新是不应该监管的,否则逻辑上就有矛盾。美联储官员们不是从事金融交易的,一线做业务的金融从业专家懂得怎么样规避风险,监管人员却不懂得怎么样规避风险。如果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要推出任何一个新的产品都需要到相应的监管机构那里去登记审批,这就意味着最后的瓶颈口在于监管审批部的官员在知识上的限度,而官员对于市场的理解在专业技能和知识上永远是滞后的。

●如果希望依靠内需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话,中国恰恰需要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因为在美国,金融创新可以说是完全放开的,出了问题再说,没出问题可以完全自由。而中国则是如果没有政府批准,任何创新都不行。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如果在金融方面的创新不显著,那么其他行业也不可能实现创新。中国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实际上这个代价在用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在国际分工中我们只能做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这跟金融发展落后、金融创新没办法放开手脚的关系很大。金融市场不发展,国内消费的增长就会很难,带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代价就是必须靠出口来拉动增长。

●美国的消费驱动型模式在这次危机后不会改变,只是程度上会收敛,但中国今后恰恰需要内需和消费的增长来代替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在今天的中国,谈恋爱的时候女孩子会要求男朋友有房子、汽车,可以想象一下像我们这样农村出生长大的小孩,尽管也许有才华,未来前景也好,但如果没有按揭贷款,我们怎么和那些家庭背景更好的年轻人在恋爱市场上竞争?说到底,金融产品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原本在不同年龄、不同时期的收入跨时间跨空间进行重新配置,让我们不至于年轻时最想花钱、最能花钱的时候恰恰最没钱,而老了以后有钱又没有了花钱的动力。美国的消费借贷金融为什么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了方方面面的保险、信贷和基金产品,对于建立和谐社会,降低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生活方式的差距,给年轻人提供平等受教育的机会等等方面,产生了那么多正面的效应。

●我们要分析,强化对金融行业监管的结果可能会使哪些社会群体付出更大的利益牺牲。比如说如果卡死针对消费者的金融服务产品,那么为此付出代价的绝对是那些中低收入家庭和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从银行的监管体系来看,没有那些消费信贷金融公司的出现,为他们的监管省了很多事儿,但这些中低等收入家庭和年轻人要谈恋爱要结婚啊。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住房、汽车、钢琴等按揭贷款,很明显有钱的家庭还可以享受这些东西,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在恋爱、婚姻、生活、教育、就业等的机会方面就会面临非常大的不平等。

●7万亿元的天量信贷进入中国的资产市场,会产生更多的流动性,给资产市场价格提供几个月的上涨空间。这让我想起以前老话说的“南京路上好八连,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现在这个贷款很多都会变成坏账,只是时间问题。从这个角度来判断,我觉得一些问题要表露出来还需要几年时间。

●政府一心想把国企做大做强,是一个错误的药方。这个药方会使中国本来有机会在未来建立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反而机会变小。我知道国资委近几年在国企改革上做了很大的努力,比如干部能上能下、引入外部董事、进行绩效考核等等,但终究换汤不换料。独立董事到底能行使多大的监督权,到底对企业的发展懂多少,换来换去从党小组到董事会,再从董事会到大学教授,都不见得懂多少企业经营。总裁很轻易就能解雇其他人,自己却能上不能下。从绩效考核的角度,每个行业不一样,每个行业里的企业都不一样,所以想统一制定一个业绩考核标准是很难的。根据我的了解,一些大央企的集团公司下面的上市、非上市子公司有多个,对国企的审计也不是很严格,在财务上关联交易做手脚的空间还是很大。我自己也做企业管理,知道这种业绩考核真正做起来还是很难的。

●如果国有企业可以产生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的话,为什么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没有激发出来呢?当年前苏联也没有做到呢?道理很简单,大国企的管理层们追求的不是真正的经济利益,不是企业赚钱的能力和开拓市场的能力,而是他自己在国有体系里的级别如何才能上升,是级别的最大化,而不是企业收益的最大化。这里面带来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规模做大不一定真的强,比如中国的三大国有银行在规模上已经排到了世界前几名,但它们的赢利90%多都来自于利差,等于是中国人民银行送给它们的礼物,而不是真正靠市场竞争得到的优势。这是一种虚胖,是不可持续的。现在很多人主张把中国的金融体系封闭起来,不允许外资进入。这就像我们教小孩子游泳一样,不让他下水,长大了让他去拿冠军,十有八九是不可能的。

●正确的药方就是发展民营经济,给民营经济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支持。让国有企业要么民营化,要么通过民营发展的方式让老百姓直接分享它们的收益,然后由老百姓投票来决定国有企业管理权的归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成立32只国民权益基金,把国有资产都融入进去,然后把全国的国民权益基金按照13亿人口的比例全部分配下去,地方的国民权益基金按照“当地的居民多分,外来的居民少分”的原则也均分下去。这样最能规避现在没有办法保证透明公正公平的制度环境。这次金融危机出现以后,本来也许可以给中国政府提供更根本性改革的压力,但是经过4万亿的大手笔和7万亿的天量贷款,又把GDP给弄上来了。这样一来的话,改革的动力和压力又变小,所以未来短期内改革还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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